(连州)黄世康 图/文
初次看到“梁得所”这个名字,是在谭力行、陈听环两位老前辈的一篇《湟水滔滔》里,“梁得所是连州一才子,虽没有留学国外,但在上海主编《良友》画报期间,曾多次考察日本和南亚各国……得所工绘画、擅摄影、通音乐,精文学。著译甚丰……只活了三十三岁”。
将那段五六百文字读完后,惜哉之情震颤着我好奇而崇拜的心灵。
上海滩“造梦”
梁得所(1905-1938),广东连县(今连州)人,家境贫寒,少年苦学。据李圣华牧师生前回忆,梁得所君是前中华基督教会第八区会连县堂主任梁日新牧师的次子(梁牧师继室谢氏夫人所生)。少年时期就在连县的外国传教士里学习英文和音乐,后来入广州花地美国长老会办的培英中学念书。1926年夏,梁得所在培英中学高中毕业靠亲友资助前往山东齐鲁大学习医。入学后发现自己志不在医,还没读完一个学期便辍学离去。1926年10月,曾与“良友”创办人伍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梁得所进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,负责《良友》画报的编辑工作。“梁某这人说话也不大声,好像只会读书,看不出也能做事。”这是梁得所第一回见公司老板,给《良友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初的印象。就连梁得所在良友公司的同事、《良友》画报第四任主编马国亮在《良友忆旧》文中也这么形容:“梁得所并没有一副使人一见倾倒的仪表。相反,他矮小瘦削,终其一生,体重未超过八十磅。举止文弱,说话也提不起嗓子。”然而伍联德并非是个以貌取人的老板,而是独具慧眼,知人善任。1927年3月,伍联德决然换掉大名鼎鼎的鸳鸯蝴蝶派的领军人物周瘦鹃,转聘时仅22岁、名不见经传的梁得所为主编。
《良友》画报的前两任主编伍联德和周瘦鹃在第1至12期的《良友》身上都缠绕着“鸳鸯蝴蝶”的情愫。鲜明的特征是:甜甜蜜蜜的小说、浓浓郁郁的谈话、奇奇怪怪的笔记、活活泼泼的游戏作品。《良友》画报草创时期对“鸳鸯蝴蝶”风格的接纳,其实是对受众与市场的正常反应。“鸳鸯蝴蝶”的情调,既迎合了大众的口味,又参与了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营造。虽然这种情调总是带有受人诟病的“老派”的风格,但另一方面,它还是指向新的事物,不过这种姿态太过暧昧罢了。新与旧,对于风格尚未定型的《良友》画报而言,同时需要。而从周瘦鹃到梁得所,正是《良友》画报从“旧海派”到“新海派”转型的关键时期。
学者吴福辉在《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:先锋杂志、通俗画刊及小报》认为,“《良友》正是因为及时地转化了一本新型的海派画报,于是成了大器”。
除此以外,梁得所主编时期显现“新海派”特征还有一个手段,就是大量刊载了新感觉派的小说。如第74期穆时英的小说《黑牡丹》。所以作家沈从文在《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》一文中讽刺,“制造上海的口胃”的“新海派”———可以“一面看《良友》上的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”。
与“左翼代表”鲁迅先生交往
《良友》自称没有任何党派背景和政治倾向,一直也坦言不是什么左翼杂志,未收受过任何政治势力的援助,然而,《良友》的左翼倾向看起来更像是一种“泛”左翼,只要能和时代某种精神与思潮相契合,它都不会轻易错过。
在“新海派”的基础上,梁得所吸纳了相当的左翼思潮内容,他是所有《良友》主编中与“左翼的代表”鲁迅先生交往最多的一个编辑,也正是他创造了兼容并蓄的空间,为日后《良友》主编马国亮和赵家璧对左翼内容的强化奠定了基础,甚至为后期以抗战为主体内容的编辑思想创造了结构上的想象。
《良友》画报第25期便刊有鲁迅自传、司徒乔为鲁迅所绘的画像、梁得所为鲁迅拍的照片以及所写的随笔《关于鲁迅先生》,文中详述了访问的前前后后。
据统计,梁得所在鲁迅的日记中出现过七次,具体是(只抄有关梁得所的部分):1928年2月25日:“司徒乔、梁得所来并赠《若草》一本。”1928年3月16日:“晚梁得所来摄影二并赠《良友》一本。”1928年3月21日:“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片三枚。”1928年4月22日:“访梁得所,未遇。”1929年1月8日:“梁得所来,未见。”1934年7月4日:“上午得梁得所信并《小说》半月刊。”1934年7月14日:“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。”由鲁迅的日记中分析,梁得所第一次由司徒乔引见去访问鲁迅,身为《良友》画报的主编,怀着对鲁迅的敬仰,除了拜访,他还有一个编辑的职业目的———求得鲁迅的照片登在自己主编的画报上。他没忘带上自己的散文集《若草》去送给鲁迅。由第二则日记可以看出,梁得所在第一次拜访鲁迅时的交谈中已向鲁迅说出了照像的意思,这样在二十几天后(3月16日),才有可能在鲁迅日记里有“晚梁得所来摄影二”的话。据马国亮回忆:“鲁迅素来不轻易让人刊出他的照片,当梁得所把一本近期《良友》画报递给他,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时,鲁迅风趣地翻着画报说:‘这里面都是些总司令之流的名人,而我又不是名流哩!’梁得所说服了鲁迅,他不谈名人问题,他只对鲁迅说,许多读者读上他的著作,都希望能一见作者的真面目。”(《良友忆旧》)
结果,梁得所成功地为鲁迅拍了四张,并将其中的一张登在25期《良友》上,另将其中一幅摄影登在5月号《良友》,成为鲁迅富有代表性的留影之一。梁得所能够到鲁迅的住室拍照并能够发表出来,是十分难得的机遇。同样的要求,鲁迅对李金发是这样说的:“至于将照相印在刊物上,自省未免太僭。”(1928年5月4日致李金发)
4月22日,也就是照像刊出的当月,鲁迅日记云:“上午汪静之来,未见。午后同三弟往商务印书馆分馆。访梁得所,未遇。在小店买英译J.Bojer小说一本,泉五角,即赠方仁。”日记没说为什么访梁,但从全文来看,大致可以知道鲁迅的访梁,不是专访,而是顺访。
至于照像之后第二年的1月8日,梁得所再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,“梁得所来,未见”。单凭这短短的几个字不足以拼接想象中的历史,无法得知梁得所是为什么事去见鲁迅。但也就是这寥寥数字,对只活了33岁的梁得所来说,都变得弥足珍贵。
为了推进中国摄影的发展,梁得所自15期《良友》设立了“摄影研究”专栏,林泽苍在多期《良友》上刊发过“姿势之排布”、“运动摄影之一得”、“新闻摄影”等关于摄影的技巧文章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,1932年春,梁得所与伍联德、余汉生共同议定组织良友全国摄影旅行团,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摄影采访活动。此次摄影采访由梁得所带队,由欧阳璞、张沅恒、司徒荣共同组织的摄影队于是年9月15日出发,历时十个月,行程二万里。采访结束后,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于1934年将摄影作品结集出版《中华景象》,系统介绍中国二十四省区的情况,方汉奇在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》第二卷称其为“中国空前的图画巨著”。
比及摄影,梁得所对于绘画、电影也非常关注。他在成为主编之初,就由良友公司出版了《西洋美术大纲》一书,并在《良友》上连载,而这一点他与“良友”的另两个“巨头”———伍联德和陈炳洪兴味相投。对于电影的关注,有研究者专门统计过《良友》的封面,说是九十八个有名可查的封面人物中,电影演员就有三十二位。
在画报内容版块的固化和丰富方面,梁得所为《良友》制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稿约规范,如从“稿件之种类”、“投稿之手续”、“酬报”、“特约摄影记者”四个方面做了具体介绍。后来马国亮回忆说:伍联德始创的大型画报,梁得所是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了画报的使命,确立了它的规范,从而成为了后来许多继之而起的画报楷模。“出走”《良友》,创办大众出版社
“我觉得人有许多地方应该学学禽兽。比如鸡犬,他们养育儿子,幼稚时爱护无微不至；到它们长成了,母狗母鸡就再没有追数以前劬劳。现在我说这点,阅者不要以为我把这杂志当做自己的儿子,其实我只是一个雇来的保姆。八年来日夜看顾他,因为爱顾之节,有时别人见了还当做是我的独生子哩。”(梁得所《告别良友》)
从主编13期《良友》到79期,梁得所倾注了全身的心血,但却因“股权”和“保姆身份”贸然“出走”。马国亮“十分难过和痛心”地推测说:他只是一个雇来的保姆。他不甘于只当保姆。他要另谋发展,当自己的主人。梁得所在“良友”不只是画报,而且在整个事业的发展上,是有过不少贡献的。他参与“良友”的工作时,公司草创还不到一年,后来公司业务日益扩展,其中有梁的出谋献策并参加许多实际的工作在内。“良友”当局一向重视他,可惜只局限在雇佣观点上,没有把他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看待。事后我曾经想过,假设当时他不仅是个雇员,而且是个股东,并且成为决策的董事之一,他可能不会离去。
梁得所离开“良友”的时间是1933年8月15日,离开后便马上筹备创办“大众出版社”,并于1933年至1935年间陆续推出五本杂志:《大众》画报(1933年11月创刊至1935年5月,共出19期)
《文化》月刊》(1934年2月创刊至1935年6月,共出16期)
《小说半月刊》(1934年5月创刊至1935年3月,共出19期)
《时事旬报》(1934年6月创刊至1935年7月,共出39期)
《科学图解月刊》(1934年11月创刊至1935年4月,共出6期)
从梁得所推出五本杂志的构架中可以看出两个细节:一他在出版业的伟大抱负与强悍的野心；二所出刊物持续均未超过两年。
对于五本杂志的相继停刊,后来学者分析,梁得所事业失败的核心原因是一种职业冲动性的失败,用现代传媒的经营观点来看,就是“战线”拉得过长,没有形成核心产品,造成资金链断裂。次要原因是没有有效的资本支撑。
另外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,1934年,期刊杂志在上海出现“井喷”现象,这一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。后来现代新闻传播史上,习惯把这一年称为“杂志年”。出版业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。就连梁得所的老东家“良友”公司,对于梁的“出走”如临大敌,在看到他推出与《良友》如出一辙的《大众》画报之后,公司直接的反应就是将《良友》改为半月刊(自第90期至100期,第101期又改回月刊)；而在梁得所创办《小说》半月刊不久,“良友”又马上安排郑伯奇去创办《新小说》。
面临事业挫败,梁得所潜伏的肺病突然发作了,他被送医院卧床三个月。大众出版社也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,无法维持,就此停业。
双喜山之恋
1936年,梁得所在身体得到好转后,还期望在出版业上大干一番,来到了著名诗人邵洵美创办的《时代》画报(1929年10月10日创刊),但一年后,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日军突袭上海后,因印刷厂被炮火摧毁而停刊。
据李圣华牧师生前在《忆<良友画报>主编梁得所》一文回忆,得所因积劳患上肺病,曾两次回连县修养。梁在病中对李袒露心声:“我一生已尽力做人,将来能否恢复健康,不得而知。我已把生命交托给神,样样都安心了,只有一件事还挂在心上,就是我办画报时,张学良借给我的钱,至今无法偿还,这是我生平一大憾事!”
1937年7月6日,得所与其弟得灵乘船返连县。他抵岸后知道抗战军兴,高兴不已。回来后梁得所就住在连州的双喜山。梁得灵在2000年17期《友声》刊载《抗战期的双喜山》提到,“战事发生,我滞留在连县,任教于民光一年之久……当时爱国热潮高涨,音乐会满座,我的哥哥梁得所卧病在床,病床在我家走廊南角,对正礼拜堂,他叫我到床前,给我一块钱买一张门票(那是最贵的票价)表示支持我的工作,并对我说:‘以后干工作,最好多找人合作,别太包办。’”、“他得了肺结核病,又逢战事,再遭失恋,于是整个垮下来了。‘别包办太多事’这句话可能有感而说,而这句话是(他)生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了。”马国亮最后一次见到梁得所是在1938年的香港,这一年的4月,梁得所肺病再发,从上海乘海轮到香港医治,马国亮到码头接他,时值马国亮接到余汉生电报,为《良友》迁至香港出版做准备。到香港后,梁得所居于屯门,由一个妹妹照料,两个月后,病情加重,被送回了连县。1938年8月8日,梁得所英年早逝,赍志而殁,仅仅33岁。临终前告其四妹梁志贞说:“我不是做梦。我看见天梯下来了。”逝世后,梁得所的遗骸安葬于双喜山礼拜堂侧边的教会坟场。墓碑上刻“梁得所先生安息处”。
热情与生命
赵家璧在忆及《良友》时喜欢这样表述:综观旧版《良友》如果说伍联德主编是草创期,梁得所主编是改革期,马国亮主编已达到了成熟期。
马国亮说:“伍联德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画报的创始者,梁得所是把画报内容革新,奠定了画报地位的第一个编辑。在中国画报史上,两人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。”活跃于当下的收藏家谢其章对梁得所也是“偏爱”有加:“梁得所———这位画报界的奇才太不走运了。如果有哪位贤明文士撰写《中国画报史》,我请求他不要忘了一位叫梁得所的现代画报先行者,不要遗忘《大众画报》———这颗千百画报中最璀璨的明珠。”梁得所除了编辑与采访,他的著述为数不少,有资料说他的著作共有二十一种之多。创作方面:《若草》、《得所随笔》、《女贼》、《未完集》、《出帆》、《老毛的日记》、《猎影记》、《烟和酒》等；编译方面:《西洋美术大纲》、《音乐辞典》、《近代中国绘画》、《爱的花园》、《中国现代艺术史》、《北伐画史》、《世界名歌》、《前后五十年》、《凯亚———土耳其民间故事》等。
换过几盏客寓的孤灯,又进过梦想不到的病院；欲探求西湖的冰雪,也爱南国的温暖。
……
“完”是生之悲哀,可幸离“完”尚远；是自慰还是自励———我题此集为“未完”。———1931年梁得所在《未完集》自署“题句”是缱绻尘世的生命,还是告白人间的绝唱?梁得所步履匆匆地走过33年,其人生轨迹宛如一颗一闪而过的灿然流星。有人说肺结核是属于艺术家的病,苍白的脸和泛起的红晕,教人想到人的热情和生命,而这生命,正一天天枯萎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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